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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已經成為多年好友的他們，拿著不久前的合影，再次請記者幫他倆合影留念 羊城晚報記者 湯銘明 攝
　　羊城晚報記者 陳學敏 通訊員 李紹斌
　　20年前，45歲的廣州市民孫阿姨突發重病，命垂一線；20年前，現任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（以下簡稱“中山一院”）副院長陳旻湖還是剛剛留學歸來的“後生仔”。20年來，一個電話號碼、一封感謝信、一支鋼筆，將他們串在了一起，情同家人。
　　“不舒服，打這個電話”
　　家住廣州越秀區的孫阿姨20年來一直身患潰瘍性結腸炎。1995年，一次突發性大出血導致多個器官衰竭，孫阿姨被送往中山一院（當時的中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）救治。
　　接診醫生診斷後發出病危通知書，孫阿姨被送進手術室時，幾乎已神志不清，隱約聽到醫生在研究病情，一位醫生對還在猶豫治療方案的眾人喊了一句“先保命，其他容後再議！”
　　經過及時搶救，孫阿姨終究只是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恢復意識後，她才看清了救命醫生的“真面目”——“他很年輕，也很洋氣，斯斯文文，是他幫我打敗的死神。”回憶起當年的情景，孫阿姨至今難忘。
　　而這位智勇雙全的“後生仔”就是陳旻湖。那年，陳旻湖剛剛從外國學成歸來，被分配到中山一院消化內科。
　　孫阿姨告訴記者，因為擔心她術後恢復以及病情的發展，陳旻湖還特地將自己家的電話號碼給她。“那時還沒有手機，他就說，‘阿姨這是我家的號碼，您有啥不舒服，打這個電話’。”對於當時陳醫生細心和熱心，孫阿姨很感動。
　　往後的20年，孫阿姨一直將這號碼視為珍寶，小心翼翼地收藏著。即使隨後病情的幾次複發，孫阿姨還是忍著沒撥。“我怕打擾到他，他待人認真而熱情，如果我給他打電話，他一定很重視，我怕耽誤他日常工作和休息。”
　　孫阿姨坦言，這個號碼她20年來只打過一次，“那一次我在家裡的洗手間摔了一跤，流了很多血，疼得動彈不得，以為自己和世界說拜拜，就想起了陳醫生，給他打了唯一的一次電話。”十分幸運的是，陳旻湖那天剛好在家，接到了電話。“他很細心地告訴我該怎麼止血自救，然後去打120。他又救了我一命。”孫阿姨說。
　　“沒送紅包，寫了感謝信”
　　在上世紀90年代，很流行患者給醫生送紅包，這成了醫患關係中的“潛規則”，但那時的孫阿姨卻很不“識做”，“別說紅包，我拿著陳醫生的電話號碼這麼久，逢年過節也沒有一次打去噓寒問暖，陳醫生也不見怪。”
　　那年從鬼門關幸運逃生後，孫阿姨寫了一封感謝信到醫院。“當時的陳醫生年輕有為，送紅包太俗氣了，唯有感謝信才能突出肯定他精湛的醫術。”
　　然而孫阿姨的好意，陳旻湖卻20年“沒領情”。“哈哈，還真不知道。”20年後的今天，說起孫阿姨的感謝信，他一面茫然。
　　雖然不記得感謝信，但陳旻湖卻20年來一直小心珍藏著一支派克鋼筆，每次出診，總帶在身邊，書寫過無數病歷，“這筆很好用，還可以換筆芯。”原來這是孫阿姨丈夫單位發的，孫阿姨借花敬佛轉送給了陳旻湖。
　　“這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我們後來都忘了，真沒想到他卻珍藏至今。”孫阿姨很是感動。
　　“他比我還緊張我的健康”
　　當年的“後生仔”如今已成為醫術高明的副院長，但孫阿姨還是改不了口。“我一直都是叫他陳醫生，20多年習慣了。”孫阿姨告訴記者，雖然和陳旻湖相熟，但她每次看病都是按正常步驟去排隊掛號、等號、拿藥，“陳醫生病人很多，你急病別人也急病，不能讓陳醫生為難。”
　　有時，孫阿姨還會忘記回醫院複查，陳旻湖就會打電話或者發郵件提醒她。“我去加拿大看兒子，陳醫生就會萬里發郵件催促我回國複診，比我自己還緊張我的健康。”孫阿姨笑道。
　　近期，孫阿姨病情有些反覆，陳旻湖很是擔心，他一邊張羅安排孫阿姨住院動手術，一邊半哄半命令這位20年的“老病號”乖乖“就範”：“你要聽話，一點都不痛，做完以後就可以吃你愛吃的‘九大簋’了。”
　　 編輯： 何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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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編者按：自從4月份《羊城晚報》推出“尋找最感人醫患故事”活動並向讀者徵集線索以來，不少專家讀者紛紛來信來郵，講述他們內心的柔軟溫暖。今天特取其中兩個，他們不是最特別，甚至是最普通，但正是這些日常的扶助與感恩，讓醫患之間多了包容和理解。
　　跨過兩省，一聲感謝
　　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 通訊員 宋麗萍
　　尊敬的《羊城晚報》：
　　我是四川人，家住酒城瀘州，兒子在廣州白雲山奇星藥業工作。今年是我第四次來廣州，每次來廣州，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　　最近，見貴報推出《尋找感人醫患故事》一欄，看後對幾位醫生、護士的感人事跡由衷敬佩。由此我想借貴報的優秀欄目，對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腎病科科主任、主任醫生包崑幾年來對我的精心治療和高尚的醫德、醫風表示謝意，這也是我由來已久卻未能表達的心愿。
　　2004年，由於家鄉醫院醫生的錯誤診斷和手術，造成我需導尿終身，隨後輾轉各地治療。2007年8月末，我首次來到廣東省中醫院（大德路）就醫，我第一次走進包崑醫生的診室，他給我的印象是：面帶笑容，和藹可親。接診後，他解釋耐心，而他的保腎（臟）為主的觀點，正合我意。我當時感覺，此病有救了，果然，服了他的中藥，癥狀明顯好轉。回四川後，我一直堅持按他在“門診病例中”為我勾畫的重點處方服藥，起到了良好的療效。
　　2011年2月11日我專門入院接受治療，受到他的熱情診治和精心治療。出院後回到家鄉期間，我有什麼病情變化或問題，他每次都是認真對待，百問不煩，並提出很好的建議。去年8月末我第四次來廣州，包醫生已調任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腎病科科主任。
　　在我近十年的求醫過程中，所接觸各地區、各醫院（均為三甲醫院）的醫生中，他是唯一一個不賣關子、不擺架子、有求必應、從不推諉的白衣天使，是一個醫德好、醫風好、品質高尚、醫療技術水平高的好醫生。在他的精心治療下，我的腎臟雖說不能恢復正常（這是絕對不可能的），但能平穩過渡，我已知足了。總之一句話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我一生中最受尊敬的最信賴的好醫生，我及全家永遠不會忘記他。
　　過幾天，我將回四川老家。在離別之際，我祝《羊城晚報》越辦越好，並希望能借貴報一角表達謝意，並祝包崑醫生身體健康、工作順利、合家幸福、萬事如意！
　　四川患者：沈興蓮（因篇幅原因，來信略有刪改）
　　2014年5月6日於廣州
　　探訪
　　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腎內科包崑主任：
　　我記得這個病人。沈女士是由於婦科疾病後在當地醫院手術後出現尿道梗阻，長期需要插管排尿，導致反覆尿路感染。從四川前來求治時屬於梗阻型腎臟病，看得出她心理負擔很重。事實上如果當時病情再控制不好的話，就會發展到終末期腎病（尿毒症），需要終身血液透析或換腎才能維持生命。給她對症中藥調理後，她腎功能一直穩定，由於依從性好，隔一兩年就來住院檢查調理，並堅持服中藥，所以病情沒有繼續惡化，免除尿毒症的命運。其實這樣的事太普通了。 編輯： 何平
　　充分信任，醫患和諧
　　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
　　近日，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南院區肝膽胰外科主任陳亞進給《羊城晚報》發來郵件，表達對“尋找最感人醫患故事”系列活動及相關報道的意見，信中說：
　　“看了幾期報道，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詮釋醫患互信的重要性。那就是病人的信任是醫生敢於冒險，敢於創新，出奇制勝戰勝疾病的基本條件，反之失去互信，則謹慎保守，按常規處理，寶貴的生機就此喪失，醫學技術也會停滯不前，是醫患共同的悲哀！我們實施的亞洲首例腹腔鏡輔助的肝臟分隔的分期手術，就是在患者及家屬的絕對信任下獲得成功，使一個晚期肝癌患者獲得新生”。
　　一位臨床一線的外科專家，他眼中最感人的醫患故事是怎樣的？他又是如何理解和諧醫患關係的？
　　陳亞進告訴記者，醫生唯有在患者充分的信任與支持下，才有勇氣去嘗試一些新的技術與治療方法，醫學才能不斷進步，病人才有更多重生的機會。他回憶起當時為這位晚期肝癌病人嘗試新辦法、最終獲救的過程感慨良多。
　　原來，62歲的李女士在2013年7月的一次體檢時，發現肝部有一個巨大的腫瘤，“幾乎占據她右邊肝的四分之三，而且在肝內還有一些擴散，甚至有些已經侵入血管。”被確診為右肝巨塊型肝癌並肝內多發轉移，即肝癌晚期。鑒於此病凶險難治，一般醫生與病人都會選擇放棄治療。因為常規的手術對她沒有任何意義。
　　難道只能坐以待斃嗎？病人強烈的求生欲望，28年臨床經驗的積累，令陳亞進不甘心就此撒手不顧。仔細分析，他發現，李女士左邊的一小塊肝臟是完好的，但體積太小，只占標準肝體積不到百分之二十，“如果手術切除掉右邊‘壞肝’，正常的肝若體積不超過30%，術後容易肝功能衰竭。能否想辦法令‘好肝’長大一點？”陳亞進想起同年4月他在一醫學雜誌上看到的國外類似手術案例——先將患者肝長癌那邊的血管堵住，讓所有的血都供應到好的肝臟另一邊，待好的肝臟長起之後再行手術將壞肝切除。
　　由於這樣的手術術式選擇當時在全中國乃至全亞洲都還沒有先例，要讓瘦弱的病人連續接受兩次開刀手術，創傷大風險高，但如果利用腹腔鏡微創的方法進行肝髒的分離，可以將第一次的創口減至最小，將風險降至最低。陳亞進向李女士及其家屬詳細說明瞭情況，基於對陳亞進的充分信任，李女士決定賭一把——她同意手術，讓醫生在自己身上嘗試新術式。
　　第一次手術後第八天複查，“發現左肝外葉占標準肝的體積從之前的20%變成了40%，長了一倍多！”只要達到30%就可以進行肝切除手術，陳亞進隨後對患者進行第二次手術，將所有壞肝臟切除，手術很成功。不久前李女士來到孫逸仙紀念醫院南院複查，各項指標皆正常，她能吃能喝，生活如常。
　　“有時候，不努力就沒有生的希望。病人的充分信任與支持，可令醫生放下包袱，勇於嘗試創新，最終病人或能絕處逢生！”陳亞進感慨道，醫生敢於嘗試創新、病人對醫生充分信任支持，兩者合力戰勝病魔，這就是他眼中最理想的醫患和諧關係。 編輯： 何平
　　（原標題：病人與醫生成20年忘年交：他比我還緊張我的健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