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經成為多年好友的他們,拿著不久前的合影,再次請記者幫他倆合影留念 羊城晚報記者 湯銘明 攝
  羊城晚報記者 陳學敏 通訊員 李紹斌
  20年前,45歲的廣州市民孫阿姨突發重病,命垂一線;20年前,現任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(以下簡稱“中山一院”)副院長陳旻湖還是剛剛留學歸來的“後生仔”。20年來,一個電話號碼、一封感謝信、一支鋼筆,將他們串在了一起,情同家人。
  “不舒服,打這個電話”
  家住廣州越秀區的孫阿姨20年來一直身患潰瘍性結腸炎。1995年,一次突發性大出血導致多個器官衰竭,孫阿姨被送往中山一院(當時的中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)救治。
  接診醫生診斷後發出病危通知書,孫阿姨被送進手術室時,幾乎已神志不清,隱約聽到醫生在研究病情,一位醫生對還在猶豫治療方案的眾人喊了一句“先保命,其他容後再議!”
  經過及時搶救,孫阿姨終究只是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恢復意識後,她才看清了救命醫生的“真面目”——“他很年輕,也很洋氣,斯斯文文,是他幫我打敗的死神。”回憶起當年的情景,孫阿姨至今難忘。
  而這位智勇雙全的“後生仔”就是陳旻湖。那年,陳旻湖剛剛從外國學成歸來,被分配到中山一院消化內科。
  孫阿姨告訴記者,因為擔心她術後恢復以及病情的發展,陳旻湖還特地將自己家的電話號碼給她。“那時還沒有手機,他就說,‘阿姨這是我家的號碼,您有啥不舒服,打這個電話’。”對於當時陳醫生細心和熱心,孫阿姨很感動。
  往後的20年,孫阿姨一直將這號碼視為珍寶,小心翼翼地收藏著。即使隨後病情的幾次複發,孫阿姨還是忍著沒撥。“我怕打擾到他,他待人認真而熱情,如果我給他打電話,他一定很重視,我怕耽誤他日常工作和休息。”
  孫阿姨坦言,這個號碼她20年來只打過一次,“那一次我在家裡的洗手間摔了一跤,流了很多血,疼得動彈不得,以為自己和世界說拜拜,就想起了陳醫生,給他打了唯一的一次電話。”十分幸運的是,陳旻湖那天剛好在家,接到了電話。“他很細心地告訴我該怎麼止血自救,然後去打120。他又救了我一命。”孫阿姨說。
  “沒送紅包,寫了感謝信”
  在上世紀90年代,很流行患者給醫生送紅包,這成了醫患關係中的“潛規則”,但那時的孫阿姨卻很不“識做”,“別說紅包,我拿著陳醫生的電話號碼這麼久,逢年過節也沒有一次打去噓寒問暖,陳醫生也不見怪。”
  那年從鬼門關幸運逃生後,孫阿姨寫了一封感謝信到醫院。“當時的陳醫生年輕有為,送紅包太俗氣了,唯有感謝信才能突出肯定他精湛的醫術。”
  然而孫阿姨的好意,陳旻湖卻20年“沒領情”。“哈哈,還真不知道。”20年後的今天,說起孫阿姨的感謝信,他一面茫然。
  雖然不記得感謝信,但陳旻湖卻20年來一直小心珍藏著一支派克鋼筆,每次出診,總帶在身邊,書寫過無數病歷,“這筆很好用,還可以換筆芯。”原來這是孫阿姨丈夫單位發的,孫阿姨借花敬佛轉送給了陳旻湖。
  “這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,我們後來都忘了,真沒想到他卻珍藏至今。”孫阿姨很是感動。
  “他比我還緊張我的健康”
  當年的“後生仔”如今已成為醫術高明的副院長,但孫阿姨還是改不了口。“我一直都是叫他陳醫生,20多年習慣了。”孫阿姨告訴記者,雖然和陳旻湖相熟,但她每次看病都是按正常步驟去排隊掛號、等號、拿藥,“陳醫生病人很多,你急病別人也急病,不能讓陳醫生為難。”
  有時,孫阿姨還會忘記回醫院複查,陳旻湖就會打電話或者發郵件提醒她。“我去加拿大看兒子,陳醫生就會萬里發郵件催促我回國複診,比我自己還緊張我的健康。”孫阿姨笑道。
  近期,孫阿姨病情有些反覆,陳旻湖很是擔心,他一邊張羅安排孫阿姨住院動手術,一邊半哄半命令這位20年的“老病號”乖乖“就範”:“你要聽話,一點都不痛,做完以後就可以吃你愛吃的‘九大簋’了。”
   編輯: 何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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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編者按:自從4月份《羊城晚報》推出“尋找最感人醫患故事”活動並向讀者徵集線索以來,不少專家讀者紛紛來信來郵,講述他們內心的柔軟溫暖。今天特取其中兩個,他們不是最特別,甚至是最普通,但正是這些日常的扶助與感恩,讓醫患之間多了包容和理解。
  跨過兩省,一聲感謝
  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 通訊員 宋麗萍
  尊敬的《羊城晚報》:
  我是四川人,家住酒城瀘州,兒子在廣州白雲山奇星藥業工作。今年是我第四次來廣州,每次來廣州,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  最近,見貴報推出《尋找感人醫患故事》一欄,看後對幾位醫生、護士的感人事跡由衷敬佩。由此我想借貴報的優秀欄目,對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腎病科科主任、主任醫生包崑幾年來對我的精心治療和高尚的醫德、醫風表示謝意,這也是我由來已久卻未能表達的心愿。
  2004年,由於家鄉醫院醫生的錯誤診斷和手術,造成我需導尿終身,隨後輾轉各地治療。2007年8月末,我首次來到廣東省中醫院(大德路)就醫,我第一次走進包崑醫生的診室,他給我的印象是:面帶笑容,和藹可親。接診後,他解釋耐心,而他的保腎(臟)為主的觀點,正合我意。我當時感覺,此病有救了,果然,服了他的中藥,癥狀明顯好轉。回四川後,我一直堅持按他在“門診病例中”為我勾畫的重點處方服藥,起到了良好的療效。
  2011年2月11日我專門入院接受治療,受到他的熱情診治和精心治療。出院後回到家鄉期間,我有什麼病情變化或問題,他每次都是認真對待,百問不煩,並提出很好的建議。去年8月末我第四次來廣州,包醫生已調任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腎病科科主任。
  在我近十年的求醫過程中,所接觸各地區、各醫院(均為三甲醫院)的醫生中,他是唯一一個不賣關子、不擺架子、有求必應、從不推諉的白衣天使,是一個醫德好、醫風好、品質高尚、醫療技術水平高的好醫生。在他的精心治療下,我的腎臟雖說不能恢復正常(這是絕對不可能的),但能平穩過渡,我已知足了。總之一句話,他是我的救命恩人,是我一生中最受尊敬的最信賴的好醫生,我及全家永遠不會忘記他。
  過幾天,我將回四川老家。在離別之際,我祝《羊城晚報》越辦越好,並希望能借貴報一角表達謝意,並祝包崑醫生身體健康、工作順利、合家幸福、萬事如意!
  四川患者:沈興蓮(因篇幅原因,來信略有刪改)
  2014年5月6日於廣州
  探訪
 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腎內科包崑主任:
  我記得這個病人。沈女士是由於婦科疾病後在當地醫院手術後出現尿道梗阻,長期需要插管排尿,導致反覆尿路感染。從四川前來求治時屬於梗阻型腎臟病,看得出她心理負擔很重。事實上如果當時病情再控制不好的話,就會發展到終末期腎病(尿毒症),需要終身血液透析或換腎才能維持生命。給她對症中藥調理後,她腎功能一直穩定,由於依從性好,隔一兩年就來住院檢查調理,並堅持服中藥,所以病情沒有繼續惡化,免除尿毒症的命運。其實這樣的事太普通了。 編輯: 何平
  充分信任,醫患和諧
  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
  近日,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南院區肝膽胰外科主任陳亞進給《羊城晚報》發來郵件,表達對“尋找最感人醫患故事”系列活動及相關報道的意見,信中說:
  “看了幾期報道,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詮釋醫患互信的重要性。那就是病人的信任是醫生敢於冒險,敢於創新,出奇制勝戰勝疾病的基本條件,反之失去互信,則謹慎保守,按常規處理,寶貴的生機就此喪失,醫學技術也會停滯不前,是醫患共同的悲哀!我們實施的亞洲首例腹腔鏡輔助的肝臟分隔的分期手術,就是在患者及家屬的絕對信任下獲得成功,使一個晚期肝癌患者獲得新生”。
  一位臨床一線的外科專家,他眼中最感人的醫患故事是怎樣的?他又是如何理解和諧醫患關係的?
  陳亞進告訴記者,醫生唯有在患者充分的信任與支持下,才有勇氣去嘗試一些新的技術與治療方法,醫學才能不斷進步,病人才有更多重生的機會。他回憶起當時為這位晚期肝癌病人嘗試新辦法、最終獲救的過程感慨良多。
  原來,62歲的李女士在2013年7月的一次體檢時,發現肝部有一個巨大的腫瘤,“幾乎占據她右邊肝的四分之三,而且在肝內還有一些擴散,甚至有些已經侵入血管。”被確診為右肝巨塊型肝癌並肝內多發轉移,即肝癌晚期。鑒於此病凶險難治,一般醫生與病人都會選擇放棄治療。因為常規的手術對她沒有任何意義。
  難道只能坐以待斃嗎?病人強烈的求生欲望,28年臨床經驗的積累,令陳亞進不甘心就此撒手不顧。仔細分析,他發現,李女士左邊的一小塊肝臟是完好的,但體積太小,只占標準肝體積不到百分之二十,“如果手術切除掉右邊‘壞肝’,正常的肝若體積不超過30%,術後容易肝功能衰竭。能否想辦法令‘好肝’長大一點?”陳亞進想起同年4月他在一醫學雜誌上看到的國外類似手術案例——先將患者肝長癌那邊的血管堵住,讓所有的血都供應到好的肝臟另一邊,待好的肝臟長起之後再行手術將壞肝切除。
  由於這樣的手術術式選擇當時在全中國乃至全亞洲都還沒有先例,要讓瘦弱的病人連續接受兩次開刀手術,創傷大風險高,但如果利用腹腔鏡微創的方法進行肝髒的分離,可以將第一次的創口減至最小,將風險降至最低。陳亞進向李女士及其家屬詳細說明瞭情況,基於對陳亞進的充分信任,李女士決定賭一把——她同意手術,讓醫生在自己身上嘗試新術式。
  第一次手術後第八天複查,“發現左肝外葉占標準肝的體積從之前的20%變成了40%,長了一倍多!”只要達到30%就可以進行肝切除手術,陳亞進隨後對患者進行第二次手術,將所有壞肝臟切除,手術很成功。不久前李女士來到孫逸仙紀念醫院南院複查,各項指標皆正常,她能吃能喝,生活如常。
  “有時候,不努力就沒有生的希望。病人的充分信任與支持,可令醫生放下包袱,勇於嘗試創新,最終病人或能絕處逢生!”陳亞進感慨道,醫生敢於嘗試創新、病人對醫生充分信任支持,兩者合力戰勝病魔,這就是他眼中最理想的醫患和諧關係。 編輯: 何平
  (原標題:病人與醫生成20年忘年交:他比我還緊張我的健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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